中外会计模式比较研究_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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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对会计学进行分析，中外会计的区别以及会计的求职要求与前景，怎么学好会计

摘　要：会计准则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会计准则国际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不同，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制定程序和内容结构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既要考虑我国特有的会计环境，又要兼顾会计准则的国际化需要，在国家化的实践中必须强化执行机制，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成本效益原则。

关键词：会计准则　比较　国家化　国际化

会计准则是会计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会计工作的指导和规范。纵观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美、英等西方国家会计准则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国际会计准则也有近30年的历史。我国会计准则建设起步较晚，1992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1997年颁布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到目前为止，共颁布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建立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借鉴有代表性国家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建设经验，做到博采众长，事关我国会计准则的质量和效率。本文拟通过对我国会计准则与美、英等国和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指出它们的相同、相似和相异之处，说明其原因，提出对我国会计准则建设可资借鉴的一般性结论。

一、会计准则的国际比较

1.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不同，导致会计准则的性质出现差异。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独立的民间组织制定，如美国、英国；一种是在政府有关部门主导下或由其附属机构制定，如中国、法国。美国是会计准则的发祥地，也是会计准则最成熟的国家，现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它是独立于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民间组织，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制定会计准则方面的授权与支持。英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为隶属于财务报告委员会（FRC）的会计准则理事会（ASB）；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是财政部会计司；法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为经济事务部下设的全国会计委员会。由于制定机构不同，会计准则的性质上出现差异。由官方制定的会计准则属于政府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强制各企业执行；而由民间组织制定的会计准则本身不具有法律地位，主要依靠制定成员的广泛性、会计职业界的认同和业务上的高度权威性等非政府力量来保障其实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和性质不同，主要源于各国不同的会计环境，不存在优劣之分。

目前，我国由财政部会计司制定会计准则并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发布实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佳选择。不过，在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方面应向西方学习的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成员应吸收企业界、法律界、证券界、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及会计理论界的代表参加，增强其代表性，使会计准则真正具备全社会公认基础上的高度权威性和科学性。

2.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相近，但在具体细节方面呈现一定的差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包括以下四个阶段：一是计划阶段，由会计司根据经济的发展和会计核算的现实要求拟定各年度的会计准则项目，报部领导批准后具体分工落实到起草小组和起草人。二是研究阶段，由起草人广泛搜集并研究国内外的资料，提出初步结论。其中，德勤专家咨询组则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比较研究报告，供起草人参考。三是起草阶段，由起草人根据研究阶段的成果形成研究报告，对起草准则需要涉及的问题进行全面论证，在此基础上起草初稿，并经起草小组讨论后形成讨论稿。四是征求意见和定稿阶段，讨论稿完成后，在会计准则委员会内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由起草人拟定征求意见稿报部领导审阅。经部领导批准后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起草人在对各方面意见进行总结并报会计准则委员审阅讨论的基础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经部领导审阅后形成定稿。

以上制定程序是借鉴国外经验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而确定的，与国际上惯行的做法基本上保持了一致，但在各阶段仍存在一定差异。在计划阶段，立项程序有所不同，比如FASB在立项时，既考虑技术可行性，还考虑准则出台后的普遍适应性并分析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而我国在立项程序上对普遍适用性及可能遇到的问题研究不够，应予以借鉴。在研究阶段，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比如FASB将拟定的项目分为已有准则公报、已有概念公告的修正和一般的补充规定及实务运行问题两种，并成立专家工作组重点研究前一类问题；而我国在立项后则侧重于与他国的比较研究，倾向于直接借用他国已有成果，对产生差异的原因及我国国情研究不够，应予以加强。在起草阶段，起草依据略有不同，比如FASB起草会计准则以财务呈报概念框架为依据，以公众意见作为评价备选方案的基础，而我国则更多地依赖比较研究报告，虽然有类似于财务呈报概念框架的企业会计准则，但内容较陈旧，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应抓紧对基本会计准则的研究和修改。在征求意见和定稿阶段，征求意见的范围和形式各不相同，比如FASB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有讨论备忘录方式的书面意见和公众听证会方式的口头意见两种，征求意见的范围是全体社会公众。而在我国，征求意见的形式主要是书面意见，征求意见的范围则主要是社会上层，应予以改进。

3.各国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体系不同，导致会计准则内容不同，会计准则体系各具特色。美国会计准则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经济法制化、企业资本社会化、证券市场规范化和企业经营国际化等众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会计准则的内容十分庞杂，数量之多，世界罕见。从准则制定的立足点看，旨在保护企业股东的经济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有序。英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策法制化，英国的会计准则虽然本身不具有法律地位，但它是在公司法这一法律框架内制定的，客观上对公司法中的有关会计规定起了补充作用。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会计准则的内容比较简明，目标与公司法一致，旨在保护资本的安全和完整，特别强调“真实与公允”原则。在法国的经济结构中，大型企业不多。与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并存，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机制受到一定限制，主要以银行信贷为主，且法国政府非常重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和控制。由于其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构成了其会计准则的特有体系。法国会计准则不同于英美，有关会计准则的内容都被写入法律条文作为国家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作为独立的法律，对规范企业会计核算具有法律效力，影响最大的就是“会计总计划”。法国会计准则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界内部管理和国民经济服务，会计准则的内容十分广泛，涵盖财务会计、成本会计和社会责任会计等各方面，并呈现出统一性、合法性和极度稳健性等特点。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起步较晚，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各项法规还有待健全，因而在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中较多地借鉴了国际惯例。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包括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基本准则包括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会计报表编制要求等内容；具体会计准则分为各行业共同业务准则、特殊经济业务准则和会计报表准则三类。制定会计准则的目的在于规范企业的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从表面上看，我国会计准则有西方几十年的准则建设经验和资料可资借鉴，体系和内容比较完善，但仍存在不足：虽然在体系上包括了类似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会计准则，但同英美等国相比，还显得过于简单，缺乏应有的深度，如基本概念过于抽象、概念之间层次性、逻辑性不明确，因而应加大研究和修改的力度；在各具体准则的行文方式和内容上已接近国际惯例，但对我国会计环境的研究不够，对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分析不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准则的效果。

4.国际会计准则由于其面临的特殊会计环境和制定机构的超然独立性，在很多方面与各国会计准则存在差异。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原先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它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组织，自197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制定和推广国际会计准则。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完成重大重组，成立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国际会计准则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内容上，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力求规范的是世界各国的面临的会计问题并期望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和遵守，这就决定了国际会计准则所能涉及的仅是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用以处理会计和交易事项最本质和最一般的问题，因而在会计准则的内容上表现为面广但不详细，主要涉及的是符合普遍要求且又广为关注的项目；又由于世界各国经济、技术、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各国对会计核算的要求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而会计准则也包含了适合不同国家需要的准则内容。二是在会计事项的处理方法上，为了寻求不同利益相关集团的支持与承认，国际会计准则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在会计处理方法上规定了较多的可选择性。三是在会计准则体系和制定程序上较多地受到了美国的影响，这是由美国在会计准则发展和制定上的领先地位决定的。但自2000年底以安然公司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计舞弊案发生后，美国对现有以规则为基础的繁杂的会计准则体系进行了反思，《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认同感增强和参与程度的提高。四是由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超然独立性，与各国相比，国际会计准则较少受到法律因素的影响。五是在国际会计准则的目标上，重组后的IASC确立了三大目标：制定一套高质量、可理解和可监督实施的、符合公众利益的全球性会计准则；促进这些准则的使用和严格运用；实现国际会计准则与各国准则的趋同化，寻求高质量的解决方案。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无权要求世界各国强制执行其准则，其权威性主要来自于准则本身的质量及各国会计职业界的支持和认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资本市场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可以预见，国际会计准则的国际权威性作用将逐渐增强。

二、会计准则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是国际化，但在现阶段仍主要表现为国家化

随着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势不可挡，对会计理论和实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必须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力求会计标准的国际化，从而为全球贸易往来和国际资本流动消除语言障碍，降低融资成本。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一份材料，由于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一家德国公司的利润，按美国会计准则计算可多出两倍，按澳大利亚会计准则计算可多出22倍，按英国会计准则计算可多出24倍，这说明了加强会计准则的协调统一，增强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是多么重要。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日渐成效的工作则为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和保障。毫无疑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中国的会计准则建设应适应这一变化趋势，顺势而为，加快我国的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以积极的姿态促进会计的国际化，从“三资”企业会计制度的制定、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通则的颁布、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的制定和修改、统一企业会计制度的制定、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的发布实施这一系列会计规范的变迁，无不体现了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建设中的国际化精神，更反映了逐渐与国际惯例接轨过程中应有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并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和组织也积极参与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从而更加速了会计的国际化进程。欧盟财长理事会提出2005年在上市公司范围内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澳大利亚已宣布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日、韩等国也重建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和修定其本国的会计准则。美国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处于“对立”状态，对待国际会计准则态度消极，但自1996年以后，受利益的驱动态度突变，转而支持国际会准则委员会制定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且在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中占据了近1/5的席位。

虽然会计准则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但是由于各国会计环境的差异，决定了国际化的进程将是漫长的，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国家化。首先，国际会计准则是定位于全球资本市场跨国上市和筹资的财务决策导向，以发达的经济为背景条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并不完全适用。以我国会计环境为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是主要的信息使用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场发育不完善，参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较低；法制化程度不高；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性较差。所有这些，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化特征明显，重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实务规范体系。其次，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其背后的实质是各国利益之争，会计准则制定权的获得就是利益的博弈过程。根据成本效益原则，谁在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中居于主导地位，将会负担较少的改革成本而充分享受会计标准国际化的收益。根据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借助资金雄厚的实力和会计准则建设时间长等优势，在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如果国际会计准则更多体现英美国家会计标准的内容和特点，则意味着其他各国在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过程中承担过多的改革成本，并有可能导致其为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而花费的编制成本和学习成本大于因国际融资成本和国际贸易交易成本节约而产生的收益，这种博弈的非均衡状态必将延缓会计准则的国际化进程。

三、为了确保会计准则的效率，在国家化的实践中必须强化执行机制，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成本效益原则

我国1988年在财政部会计司内设立会计准则课题组，根据《会计改革纲要（草案）》所提出的研究和制定我国会计准则、改革现行会计核算制度的设想，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会计准则体系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企业会计造假现象并没有随着会计规范的完善而减少，且愈演愈烈，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一个制定得再好、再完美、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标准，如果难以执行或者得不到有效执行，那就不是一个最好的会计标准或者难以达到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初衷。”诚然，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十分复杂，但都与没有有效地执行会计标准有关。因而，在制定和完善会计准则的同时，强化会计标准的执行机制，加强会计监管，是我国会计准则建设刻不容缓、至关重要的环节。

推进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减少各国会计标准之间的差异，其优点不言而喻，可以提高各国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从而降低那些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进行投资和融资、参与国际贸易企业的成本。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会计准则不能仅仅考虑在境外上市的少数公司的需要，还应考虑服务于大多数国内企业；不能仅仅看到会计准则国际化可能带来的收益，还要权衡其蕴含的成本和风险。如果不切实际、不顾条件地向国际会计准则和某个国家的会计标准靠拢，必然花费大量的改革成本和学习成本，付出昂贵的代价。因此，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决不是对国际会计准则的照抄照搬，更不是英国化和美国化，而必须是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下的国际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准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市场公平和效率的必然选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会计准则的未来发展趋势必然是国际化，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差异，会计准则的发展程度不同，在会计准则的性质、制定程序、内容和结构体系等方面呈现一定的差异，国际化的进程也不一致。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准则体系非常必要。同时，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会计惯例，积极主动地参与会计的国际化进程必不可少。此外，强化会计准则的执行机制，把握好会计国际化进程中的成本效益原则，则是提高会计准则效率的必要保证。

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比较研究

一、中西方对财务与会计关系的基本表述

(一)中国对财务与会计关系的表述主要有三种思路：

1“大会计观”，认为会计包括财务甚至可以代替财务，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会计是管理的主体，财务是管理的对象，必须对财务实施会计管理。“财务管理实际上指的是对财务活动进行的会计管理。”在我国会计学科体系设置上也与这种观点相符。我国财务会计主要的缺点是:学科门类单一，讨论范围狭窄；注重核算多，重视管理少，只讨论方法，很少深入研究理论，即使在很少的理论研究中也主要是解释、说明制度，基本没有独立完整的学科研究内容。

2“大财务论”，认为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会计只属于财务管理体系中的反映和控制环节。这种观点是中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和实际做法，任何财务政策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财政政策，中国几十年的会计政策都是围绕着财务政策制订的。

3“财务会计并行观”。认为财务是一种管理工作，会计则为这种管理提供信息服务，主张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机构设置上将两者分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越是发展，企业的理财活动必定日益显示它的重要性，它将同企业的经营活动并驾齐驱，共同影响企业的成败。考虑这一发展趋势，我们觉得会计同财务，在学科上应当有一个客观界限，在工作上也不能长期混淆不清。

(二)西方国家基本上认为财务与会计是两门学科，各自有其不同的理论体系。在他们看来：“会计是一种技术，它是对财务性质的帐项，用显明的方法，以金额来记录、分类及汇总，并对其结果做出解释。”在英美国家的大型企业中一般将财务与会计机构分开，在财务副经理之下设有财务长与主计长，财务长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筹集资金、处理与投资者的关系、投资、股利分配、银行和保管、信用和收款以及保险等；主计长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内外部报告、计划控制、经济评价、保护资产、税务管理、信息处理、内部审计等。

二、中西方财务与会计关系差异的原因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所造成。

政府经济干预因素。中国政府总是统管着中国财务，国家财务如此，企业财务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政府采用了详尽的财务制度去规范企业的财务行为，在企业范围内大到投资、融资政策的确定，小到每一笔会计业务的处理，国家都有明确的制度规定，企业自主理财的权力很校在西方，国家政府一般都不制定直接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企业的会计核算也只遵循公认会计准则，而且由于西方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会计准则与公司法税法的脱钩等，使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在实践上存在分离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中西方财务发展进程因素。西方财务的产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理财”阶段，二是“综合理财”阶段，三是“现代理财”阶段。在连续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后，使西方财务日渐成熟。形成了企业财务的重点是研究所筹资金在投资运用时如何考虑投资报酬与风险的对应关系，减少投资风险，以增加投资收益，使股东财富最大化。至此，西方财务已形成了以筹资、投资、股利为核心的企业财务内容，其本质是有关企业资金的运用过程和管理结果。新中国的财务始终围绕财权分配展开，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开始形成以企业本金筹集、投放、耗费、收入与分配为核心的管理，并在此过程中以处理财务关系为重。但是中国的财务发展得比西方晚明显不如西方财务的完善。从中西方财务发展过程的考察中可以明确得出这样几点结论：一是中西方财务的本质均是有关本金运动的描述；二是财务管理的发展阶段总是与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变革互相适应的；三是中西方财务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有时会相互交融，且随着财务趋向国际化，；四是财务与财政、金融、税收、投资者、所有者等之间的客观关系总是存在的，并不依人们认识水准与表述方法的差异而转移。

经济体制因素。在中国，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将财务作为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因而有关企业筹资、投资、股利分配等重大财务活动都由国家财政去统一规范。因而国家股仍然在绝大多数股份制企业中占控股地位。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的首要环节仍是处理企业与国家等之间的财务关系，这也正是中国关于财务与会计关系表述上存在“大会计观”、“大财务观”、“财务会计合一观”等存在的现实环境。纵观中国几十年的企业财务体制一直只在被动地处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形式，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分配关系，集中财务与扩大企业财权上下功夫。这偏离了财务的本质，造成了我国财务与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合二为一的局面。相反，西方国家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财务不仅很少受政府的干预，而且由于其追求一种实效性的财务管理方式，因而财务管理中被迫用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等问题，在财务管理实践中也将财务与会计分别设置机构，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财务与会计分离的统一。

三、西方财务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中西传统文化结构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模式、企业制度及其财务会计上的差异，会因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双方文化的交流而逐步缩校总而言之，我国现阶段的财务会计还存在很大的缺陷。中西方财务会计差异很大，我国需要借鉴西方而不是直接把西方的那套搬到我国来用，以免再次出现“ERP失灵”事件。

为什么中国的会计和外国的存在差异

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的主要差异:(一)在内容上，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还存在差别：1．中国目前还缺少一个概念框架。国际会计准则和大多数发国家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均有一个概念框架作为参照，以起到指导作用。但中国还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框架。其结果是，中国没有采用一套系统一致的方法去发展会计准则，而采用了将中外会计准则的个别差异分项处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2．中国尚未对许多会计问题发布具体准则，如企业合并、合并报表、职工福利义务、金融工具、所得税、政府补贴、资产减值，等等。3．中国准则对某些重要会计信息的披露尚无要求，如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终止经营的部门、每股收益（包括摊薄）的计算方法、分部报告，等等。4．在中国已有准则或制度加以规范的一些会计业务问题上，同国际会计准则之间也还存在一定的差别，如商品销售和提供劳务收入的计量、债务准备的计量、最佳估计数的确定方法、债务准备的适用范围、追加的资产建造、利润分配方案、债务重组，等等。(二)在形式上，中国准则同国际会计准则有重要差别。中国的准则正式条文都比较简略，而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的正文比较详尽；国外的会计准则均具备几个不同的层次，准则下面还有准则解释、技术公告等层次，而中国的会计准则没有这样的层次。(三)在制定机制上，中国准则同国际会计准则有重要差别。中国准则由财政部会计司负责制定，会计准则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准则制定过程中的调研和征求意见范围较为有限。

中外会计存在差异的原因

近年来，不少中外会计学者致力于会计与文化之间内在关系的研究，令会计学术界耳目一新。尤其是各国文化对本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协调不同国家会计准则或会计惯例之间的差异，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虽屡经变革，但其文化传统延续至今，经久不衰。作为在这一独特的、渊源流长的文化传统下孕育出的中国会计准则[1]，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4）曾从四个方面建立了一个文化研究的框架，这四个方面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 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权距（Power Distance）、规避不确立性（Uncertainty Avoidance）、阳刚/阴柔（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葛雷（Gray， 1988）则在 Hofstede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四维的会计亚文化观（Accounting Subculture），这四维是：职业化/法律管制（Profession-alism Versus Statutory Control）、统一性/灵活性（Uniformity Versus Flexibility）、稳健主义/乐观主义（Conservatism/Optimism）、保密/透明（Secrecy Versus Transparency）。据此，我们不妨用霍夫斯蒂德、葛雷的框架，通过比较中、美文化及其会计准则之间差异，进而探究我国文化传统对会计准则的影响。

1.崇尚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中华文化崇尚集体主义，人们之间相互依赖，团结合作，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矛盾时，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这与美国文化不同，美国文化崇尚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因此，美国的财务会计信息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使用者（Individual Users）的需要，而中国首先是为了满足机构（尤其是政府）的信息需要。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这一对我国会计目标的阐述当中，突出了我国会计信息应首先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具体体现。反顾美国，在其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提出“编制财务报告应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信贷者以及其他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以便作出合理的投资、信贷和类似的决策”，把投资者和信贷者的信息需要放在了最为显要的地位，而国家或政府的需要则没有明确提及，应该说，这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正好一脉相承。

2.大权距（Large Power Distance）

权距是指权威（或管理当局）的集权程度，在一个权距大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Hierarchy）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理论的重心在管理者；在一个权距小的社会里，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我国长期以来属于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政放权的改革，但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我国显然属于典型的权距大的国家。由此可以想见，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较难集思广益，准则内容往往会流于笼统，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而且财务会计信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权力拥有者（Power Holders）的需要，这一点实际已被实践所证明。例如，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主要是官方 财政部会计司来制定的，会计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甚微。这样势必会暴露许多准则内容考虑不周的问题。例如，我国对长期工程合同仅分为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两类，而美国会计准则中，除了固定造价合同和成本加成合同外，还包括成本不加成合同（Cost-without-fee Contracts）和工料合同（Time-and-material Contracts）两类，显然，我国实践中存在着成本不加成合同和工料合同，它们没有被包括在《长期工程合同》准则中，应该说与我国权距过大不无关系。至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相对于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则更为笼统、简单，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驾驭、指导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更可见“大权距”的文化特征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

再如，在我国，符合条件的借款费用发生时，即应予以资本化，而在美国，除了应满足“借款费用发生时”这一条件外，还应满足“资产支出正在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其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两个条件，借款费用才允许资本化（国际会计准则亦是如此）。两相比较，我国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要比美国来得宽泛，相应地，在相同情况下，我国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一般会比美国多，不可否认，我国准则这样规范与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平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国准则规范的这种做法没有准则制定者对财税利益目标需要的考虑，因为我国的做法无疑可以减少期间财务费用，以增加企业当期利润和国家税收收入，而这样做，也只能在大权距的文化环境中为了管理当局（即权力拥有者）的利益需要才会较容易地变为现实。

3.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Strong Uncertainty Avoidance）

规避不确定性是指文化成员对未来不确定性或未知状况的感知态度。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许多法律和规则来规范和维持人们的信仰和行为，而且社会成员也有这种需求以据以减少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情况。如果一个社会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弱，则相反。霍夫斯蒂德（1987）认为对于会计制度，最好将其理解为是一种减少不确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较强的社会里，其会计制度往往比规避不确定性意识弱的社会来得详细具体。如我国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经济业务均有相应的会计制度，事无巨细，几乎均作规范，即使在1993年《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我国仍然颁布了13个详细的行业会计制度来指导会计行为和会计业务的处理。企业会计人员在碰到新的经济业务时也是首先寻找会计制度看有无相应规范，若无相应规范再向国家财政机关要求规范，然后才作相应处理。可见我国会计文化中具有明显而强烈的规避不确定性的趋向，同时也可见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如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案中，就在短期内制定了几乎包含会计业务各领域的30个具体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将来颁布实施时有关经济业务无相应准则可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再比如，我国单独制定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准则，对这两张报表编制的基本要求、项目、结构、附注均作了详细而具体的规范，并提供了相应的参考范式，从而可直接指导会计人员的编报工作。这是我国有较强的规避不确定性的文化特征在会计准则中的又一体现。而在美国、国际会计准则中均没有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制定相应准则，相关内容仅散见于其他会计准则有关信息披露的规范中，因为美国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相对较弱。

4.阴柔强于阳刚（Masculinity Over Femininity）

阳刚社会崇尚财富、竞争、成就，如美国；阴柔社会崇尚关系融洽、为人谦恭、关心弱者和生活质量，如中国。中美在这一方面的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到两国的会计准则。如我国的《职工福利》准则主要规范企业向职业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其他额外福利，而美国的会计准则仅以职工退休金为规范对象，可见两者之差异，而这差异又与两国文化中对阳刚、阴柔各有倚重不无关系。因为中国文化偏好中庸之道，崇尚“和为贵”，注重通过温和方式协调职工与企业、职工与社会乃至职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因此，即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仍须向职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安定民心，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相反，美国社会偏好优胜劣汰，金钱至上，因此，企业除了向职工提供合理的薪资和退休金外，甚少再向职工提供其他福利，职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支出均由己出，企业不再负担，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相应的会计规范了。

5.职业化水平低（Low Professionalism）

美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建立会计职业团体，致力于会计职业自身的有序发展，从而为美国会计始终保持较高的职业化水平和自我管制能力奠定了基础。如今，美国会计准则是由其民间会计职业团体自己制定的，大量的经济业务可以依赖其会计人员自身的职业判断来处理，这些均对其会计准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的职业化水平明显偏低，无论是会计职业的自我管制能力，还是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均捉襟见肘，差距甚远，从而反过来只能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法定管理制。比如，我国会计界的职业管理是由财政部（即官方）来具体管理的，非民间的自律管理；我国的会计准则亦是由财政部来负责制定，而非民间制定，这些均与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较低直接相关。至于因我国会计职业化水平低而导致的我国会计准则内容与美国、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则俯拾皆是，如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计量方法只能采用总价法，美国既允许采用总价法，也允许采用净价法，国际会计准则只允许采用净价法。我国没有采用净价法的原因就是如果按净价法计量收入，则需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事先对未来现金折扣、销售折让、销售退回等进行估计，比较复杂，依我国目前的会计职业水平难以达到这一点。再比如我国对承租人融资租赁资产和负债的计量中，直接以租赁付款额的原值入帐，没有考虑折现因素，而美国、国际会计准则则都规定要考虑折现因素，主张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入帐，产生这一差异原因亦同出一辙。

6.强调统一性（Uniformity）

如前所述，我国文化崇高集体主义，以集权的等级管理结构维系政经与人际关系，讲求“仁、礼、忠、孝”、“恭敬不如从命”，均体现我国文化是偏好整体的统一而非个体的灵活与主动。反映到会计制度或会计准则中，就是需求不同企业会计实务的统一和企业不同期间会计方法的一贯，较少给企业留下因地制宜进行会计处理的余地。我国会计改革前实行的统一会计制度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翻版；会计改革后，虽然希翼给企业会计人员以一定的灵活性，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摆脱这一文化影响。比如《企业会计准则》在界定其适用范围时，就规定该准则“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同时又规定“会计处理方法前后各期应当一致，不得随意变更”等，都明显地留下了“大一统”中华文化特征的烙印。相对而言，美国的会计准则仅适用于股份公司，其他类型企业可参照进行会计处理，但不强制要求。对会计方法选择的一贯性问题也持灵活态度，美国在其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二辑 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中指出：“在会计期间，会计原则由此期至彼期的一贯应用，如果走得太远，会阻碍会计的发展。对于一种优选的会计方法，作一次变更，总是要牺性一贯性的，但是不作变更，会计就无从发展了”，它认为，只要符合成本 效益原则，就应允许实行会计变更。美国文化注意个性发展、注重个体的能动性与灵活性，由此可见一斑。

7.偏好稳健（Conservatism）

在一国会计文化中，会计人员偏好稳健还是乐观无疑会影响到会计业务的处理和会计准则的制定。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具有稳健主义特征还是乐观主义特征？从亘古以来国人信奉的“有备无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观念，到今日国人远高于他国的储蓄率，均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偏好稳健而非乐观的文化特征。由此可以推论，在我国会计准则规范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报告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时，理应体现稳健性原则，以与我国的文化特征相呼应。然而从我国各具体会计准则来看，尽管部分规范体现了稳健性原则（如固定资产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研究和开展费用于发生时一律计入期间费用等），但从整体上看，稳健性原则体现不足，甚至有不少会计处理方法有违稳健性原则，明显“乐观”。如我国对同类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不确认损失，收入确认的条件比国际会计准则来得宽泛，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不计提坏帐准备等。这说明我国会计准则在这方面受文化影响不大，反过来，主要是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所致。但我们认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市场发育的日趋成熟，会计原则必将重现我国稳健主义的文化本色。

8.保密甚于透明 （Secrecy Over Transparency）

一般而言，美国文化被公认为是一个透明、开放、公开的典范，而中华文化则是一个含蓄、神秘、束缚较多的样本。这种文化差异，直接体现在中、美会计信息披露上的悬殊差异，即我国会计准则中要求披露的事项较少，而美国要求披露的事项多而且十分详细。比如我国收入准则要求在会计报表注中披露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而美国还要求披露正常和重复发生的收入数以及不正常的或偶尔发生的收入数；美国损益表中包括停止经营、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和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等项目，而我国损益表中则没有这些项目；再如美国除要求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研究和开发金额外，还要求披露有关研究和开发协议的信息（包括重复条款、每期发生的成本和盈利等），而我国对后者的披露就不作要求。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上述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的经验验证）。以下我们再利用会计文化观来对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所出现的一些原则问题略作剖析。

1.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应用稳健性原则游移不定的问题

关于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对稳健性原则应用的态度问题，近年来争论颇多，分歧较大，从纯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讲，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应该充分体现稳健性原则，而从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状况的角度来讲，我们又不具备普遍应用稳健性原则的充分条件（尤其是宏、微观经济条件），这两大因素交互作用，注定了我国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稳健性原则的应用举棋不定，难作决断。具体到每一项经济业务上只能两相权衡，看孰重孰轻，再作结论。而在目前准则的实际制定过程中，往往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会计准则从总体上讲稳健不足的局面。

2.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应用问题

实质重于形式，无论在美国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将其作为重要的会计原则贯穿于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当中，而我国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将它列为一项会计原则，在各具体会计准则中也很少见到这一原则被贯彻其中。对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态度，中外大相径庭，令人费解。我们认为，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探究其中的原因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所谓实质重于形式，是指我们在处理经济业务时除了要看其法律形式外，更应注重其经济实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而非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很明显，采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赋予会计人员较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要求社会为风险偏好型。而我国崇尚集体主义、集权程度较高（权距大）、规避不确定性意识较强、职业化水平低和重统一性、轻灵活性的文化特征使得应用实质重于形式的前提条件较难满足，因而会计人员只能或只求遵循经济业务的法律形式来进行会计处理。这可能便是我国轻禅实质重于形式会计原则的文化动因。

3.关于借鉴国际会计惯例与坚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我国文化与美国等国的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而且这种文化差异往往是根深蒂固的，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将难以消除。如果我们承认文化传统会对会计人员的价值取向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可否认各国会计准则之间将存在差异。换句话说，我国会计准则可以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可以借鉴国际经验，但不可能雷同于任何一国的会计准则或国际会计准则，在我国会计准则中将保留一些由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概念和会计处理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中出现的问题与特征作出一种文化解释，并非是结论性的意见。因为在实践中，会计准则是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在目前历史条件下，我国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会计准则的影响往往甚于文化对会计准则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会计准则的文化解释并不一定代表可行的、必然的选择。

希望可以帮到你